君不見，西游文化從不過時，在每個年代都可以憑借其獨特魅力融入時代：央視86年版電視劇《西游記》，連年位居各視頻網站播放量前列；領一時風氣之先的動畫片《大鬧天宮》、電影《大話西游》、網絡文學《悟空傳》，以及各種戲謔的“西游”作品，乃至“西游”表情包，都是這部傳統文學經典與時代、與社會、與各種藝術樣式發生的精神共振。

　　與“四大名著”或“四大奇書”中的其他三部相比，《西游記》具有獨特的魅力。從讀者面來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具有金戈鐵馬的陽剛風格，一些女性讀者似有本能的疏遠，《紅樓夢》則有不同程度的“少兒不宜”，唯獨《西游記》能與大眾產生全方位的共鳴。無論男女老少、黃發垂髫，都可以津津有味地與人說起《西游記》的故事。

　　《西游記》的獨特魅力、它的藝術經典性是如何煉成的？《西游記》不是“天降”奇書——它有來歷可尋。

　　其一，文學源于生活，經典來自現實，《西游記》的經典性源自玄奘大師西天取經的壯舉。關于玄奘取經的史實，各類史書記載略有差異，可大致梳理為：

　　貞觀三年（629），玄奘從首都長安出發，經秦州（今甘肅天水）、蘭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瓜州（今甘肅安西），偷渡玉門關，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魯番），越蔥嶺（帕米爾高原）、出熱海（凌山大清池，即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來到素葉城（即碎葉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經二十四國到達北印度。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攜帶657部佛經和大量佛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經阿富汗、尼泊爾，翻越帕米爾高原，沿塔里木盆地絲路南線回國，逗留于闐（今新疆和田市）兩年后，回到長安。

　　行程5萬里，途經百余國，歷時17年——這是一個多么偉大的“中國故事”。在那個沒有飛機、沒有高鐵、沒有導航、沒有翻譯軟件的時代，玄奘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很難完成的任務。在西域的17年里，他“見不見跡，聞未聞經”——見到了許多以前不曾見過的異域風土人情，也聽到了從前從來沒有聽過的佛教理論。

　　唐僧與猴行者，甘肅瓜州榆林窟第3窟。本文作者供圖

　　《西游記》是神話化的“西游故事”。史書所記“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敘”，被形象化為“九九八十一難”，“苦歷千山，詢經萬水”的艱難旅程，化為筆底煙霞。古人評論《西游記》“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五奇具備”，揭示了《西游記》寶貴的審美精神與藝術風格，也體現出這一“中國故事”獨特的敘事方式。

　　其二，《西游記》的經典性來自時間的賜予，這部作品經歷了長達千年的經典化歷程。

　　早在唐初玄奘在世前后，西游故事便有所流傳。取經歸國后，玄奘奉敕撰寫了《大唐西域記》，記錄了西域地理、歷史、道里、風俗。他的弟子慧立、彥悰為了表彰恩師的豐功偉績，譜寫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一記一傳”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傳主行跡神奇，書者文采斐然，共同開啟了“西游故事”的文學性書寫。它們理所當然成了《西游記》的最早源頭，也成為《西游記》經典化的開端。

　　沿著時光長河緩緩流動，晚唐五代到宋元之際，出現了各種體裁的西游文藝作品。開始時，大家各顯神通，各有講法，嚴肅的歷史真實、浪漫的文學想象和活潑的民間傳奇，融匯交織。慢慢地，人物和故事逐漸趨于一致，出現了集大成者《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下簡稱《詩話》）。

　　此后，民間藝人再講說西游故事時，大致都按這個話本底稿來講說。現存《詩話》的產生時代已不可考，有人說是宋，有人說是元，也有人認為晚唐五代即已出現這部作品。但可以確定的是，《詩話》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西游題材的文學文本。胡適視其為《西游記》的“祖宗”，魯迅稱其為《西游記》的“先聲”。

　　《詩話》對《西游記》最終成為經典性神話小說具有奠基性、先導性的意義。比如，正是在《詩話》中，猴行者首次加入取經行列，替代玄奘成為作品的主人公。這個猴行者來頭可不小，他來源于民間西王母神話，人、神、猴三位一體，是“八萬四千個獼猴之王”。他身世奇特，神通廣大，“九度見黃河清”，因偷吃王母的蟠桃被發配在花果山紫云洞。這顯然就是《西游記》孫悟空的原型；紫云洞則在《西游記》升級為水簾洞。

　　猴行者等神話形象的加入，直接影響了《西游記》的內容和結構。猴行者的出現，一舉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現實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能騰云駕霧，變化作法，故而惡劣的自然災難不足以成為他的阻礙，必須引入妖魔鬼怪，才能顯其神通；隨著妖魔鬼怪的出現，唐僧的保護者也須相應升級，于是引入了西天諸神；一般的得道高僧只是精通佛理，既不能長生，又無諸般神功，在猴行者與神魔面前是小巫見大巫，所以取經的對象必須是端坐云中、若即若離、至高無上的佛祖，而非歷史上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可以勝任。就這樣，神、佛、魔三者齊集，從此，西游故事的內容和結構駛入了神話小說的軌道。

　　《詩話》還開啟了西游的降妖模式，將玄奘取經的歷程濃縮為更具象征意義的“九九八十一難”。據考證，現存《詩話》中的降妖歷難故事，完整的有樹人國遇妖術、火類坳遇白虎精、九龍池遇九頭鼉龍等“三難”。“三難”雖少，但意義重大：它將歷史上玄奘所經歷的“百千無以備敘”的“此等危難”，演化成為生動形象的神魔故事，為后世《西游記》中的“九九八十一難”提供了基本類型。

　　到了明代，西游故事更加發達、豐富，逐步形成了戲曲與平話（民間說書話本）兩個系列，現存的代表作分別為《西游記雜劇》和《西游記平話》。這兩部作品是明代《西游記》演化的“關鍵少數”。從時代考量，它們離《西游記》最近，又同屬于敘事文學體裁，適合講述，共同構成了《西游記》的直接藍本。

　　《西游記雜劇》，明初戲劇家楊景賢著，全方位敘述了唐僧取經故事，具有六本二十四則的宏大規模，比王實甫“天下奪魁”的《西廂記》還多出一本，可謂元明以來雜劇之冠。《西游記平話》，明代無名氏著，全本已佚，目前僅存一些片段，主要是大型類書《永樂大典》所錄“魏徵夢斬涇河龍”和朝鮮古代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所載“車遲國斗圣”兩則。后者還有9條注釋，涉及的西游降妖故事十分豐富。

　　《詩話》尚無豬八戒和白龍馬的影子，沙僧的情形則更類似于其他除怪故事：他化為金橋幫助唐僧渡過深沙河，但并沒有成為唐僧的徒弟參與取經。但在《西游記雜劇》與《西游記平話》中，“取經班子”的構成及其分工則已經定型，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是主角，沙和尚、白龍馬是配角。

　　在后世百回本小說成書過程中，人物越來越龐雜，但“取經五人組”的班子始終相對穩定：師徒四人，外加白馬，定格為《西游記》的“標配”，其余人物皆跑龍套，穿場而過。

　　同時，《西游記》的情節構架也宣告固化，為大眾所熟知、獨立成篇的《西游記》“三大板塊”就此定型。這“三大板塊”就是孫悟空大鬧天宮記、唐太宗入冥記（取經緣起）和唐僧西游記（九九八十一難）。

　　其三，《西游記》的經典性，還來自天才作家吳承恩的生花妙筆。

　　《〈西游記〉通識》

　　竺洪波 著 中華書局

　　當下學界對“吳承恩著《西游記》”的說法還存有不同意見，但無論如何，《西游記》的作者是客觀存在的。據魯迅、胡適的考證，最后創編并推出《西游記》百回本巨著的，是明代作家吳承恩。所以，我們不妨將“吳承恩”當作《西游記》作者的一個指代，用以考察這位天才作家的卓越創造。

　　與《紅樓夢》等文人案頭文學相比，《西游記》的特殊之處在于，這是一部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小說。千百年來，街頭坊間的口耳相傳，戲班樂坊的淺吟低唱，早已讓西游故事初具規模。玉在石中，只待巧手打磨。

　　吳承恩也不是曹雪芹那樣的獨立創作型作家，而是像馮夢龍、余象斗一類的改創型作家。在對以往西游故事進行創造性的整合、加工和潤色的過程中，吳承恩的文學才華得到了充分彰顯。

　　比如，孫悟空與二郎神的斗法故事，在前代楊致和簡本《西游記傳》中不足300字，而他卻洋洋灑灑寫了三千余言，使故事更加飽滿生動，文字更加神駿豐腴；白骨精的故事，雖在前代《詩話》里早有雛形，但白骨精善于偽飾變化、千方百計“吃唐僧肉”的情節，則完全是吳承恩的構思。

　　此外，從理論上說，凡是前代西游作品中沒有出現和提及的故事，如通天河唐僧墜水、荊棘嶺三藏談詩等故事，都是吳承恩獨立創作的精彩篇章。

　　更值得后世稱道的是，正是吳承恩，才將《西游記》寫成了一部獨一無二的神話小說。按以往文學史的命名規則，表現“西天取經”母題的西游“記”，大概率應該像《馬可·波羅游記》或《魯濱遜漂流記》那樣，是一部名人旅行記或英雄歷險記。或者，從“取經求法”的題材上看，它更有理由成為一部弘揚佛法的宗教小說。然而，《西游記》卻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瑋壯麗的神話小說。

　　《西游記》最后以神話小說定型，是歷史選擇、創造的結果，更是吳承恩選擇、創造的結果。

　　（作者：竺洪波，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