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大序》，是漢代毛萇所授《詩經》中的一篇詩學理論文章，其作者一說為孔子的弟子子夏，一說為漢人衛宏。一般認為，此序綜合了先秦及兩漢儒家的詩學理論，非成于一人一時。《毛詩大序》不僅是解釋《詩經》的總綱領，同時也奠定了后世中國詩學理論的根基，對中華民族詩學傳統和詩學精神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五四”之后，雖然白話新詩以反傳統的姿態流行于世，舊體詩漸趨式微，但《毛詩大序》的基本精神并沒有完全割斷，仍不時潛伏于新詩的發展之中，并持續地發揮作用。《毛詩大序》對今天的詩人如何認識詩，如何創作詩，如何保持詩歌的民族風格和氣派，仍有極大的教育和啟發價值。

　　詩的心、志、情、言四位一體傳統

　　《毛詩大序》開篇即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這是對什么是詩的最為基本的解說，即理想的詩，應是詩人心、志、情、言四要素的統一。

　　“言”是語言表達，重在詩的形式美；但詩只有形式美，缺少心、志、情的支撐，則成為無生命的形式，如同木偶、紙花，雖則逼真絢麗，終不能感發人心。南朝詩以“綺麗”著稱，當時劉勰批評“辭人愛奇，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文心雕龍·〈序志〉》）。至唐代陳子昂不滿齊梁詩“采繁競麗，而興寄都絕”（《修竹篇序》）；李白亦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之一）可見詩歌的美首先取決于內容美，這個內容于《毛詩大序》而言，便是心、志、情的統一。

　　心、志、情三者之間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說文》謂“心”為“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即今所謂心臟。古人認為心是主思維和情感的器官，情乃心之所發。《毛詩大序》提出“詩者，志之所之”，而不說“詩者，心之所之”，乃是因為心之所發的情并非都出于正。比如心有邪念，如低級趣味、逐名邀利、悲觀厭世等，此類心態所發之情，便不是詩所應有的表現對象。詩表現的是“志之所之”。“志”是會意字，表示的是士應有的心。士在周代的地位僅次于卿大夫，屬于統治階層，后世讀書人亦稱為“士”。《說文》：“志，意也。”《國語·晉語》：“志，德義之府也。”《孟子·公孫丑》：“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可見，“志”有道德的涵義。孟子認為，相從心生，人若以志帥氣，德性便會由內而外，睟乎面而盎于背，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圣賢氣象。因此，“志”作為士所應有的心，便是道德之心，與一般的流俗之心不同。詩為“志之所之”，表現的是道德之心的發用；道德之心是內在的，其發用于外便表現為“情”。所以，《毛詩大序》所謂的“情”，并非指反映個人卑污欲望的私情，而是由志發出的情，是合乎德性的情。心、志、情之間的關系是，情發于志，志統帥心，志是心的升華，情是志的表現，所謂“詩言志”，其實就是“詩言情”。心、志、情是三位一體的關系。

　　西晉陸機提出“詩緣情而綺靡”（《文賦》），不少學者認為是對《毛詩大序》“詩言志”的超越，代表了文學的自覺，其實亦不盡然。《毛詩大序》的情是“志之所之”的情，也就是道德充溢于內而發揚于外的情。詩言情固然不錯，但無“志”字統領，這個情有可能流于淫僻邪蕩。所以陸機《文賦》在提出“詩緣情”的同時，還提出“禁邪而制放”“漱六藝之芳潤”，將“情”歸結于儒家六經的約束，反對邪淫和放蕩。總起來看，中國古典詩學的傳統是心、志、情、言四位一體，單言不受志約束的自我私情，在古典詩歌中雖然也有，如南朝的宮體詩，但這絕不是中國詩學的主流。

　　詩樂一體傳統

　　詩歌最初是與樂舞聯系在一起的。《禮記·樂記》云：“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毛詩大序》說作詩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是說詩歌的語言出于情不自禁，這種語言不是一般的語言，而是能讓人為之嗟嘆、詠歌和起舞，是一種感人的、藝術性的語言。

　　后來詩歌與音樂、舞蹈分離，成為獨立的語言藝術，但其音樂性的一面，仍是中國詩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毛詩大序》說：“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和音是有區別的，詩歌的語言是“成文”的聲音。什么是“成文”呢？唐代孔穎達解釋說：“至于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毛詩正義》）這是說詩要搭配好清音和濁音，要有節奏感，要有音樂中的宮、商、角、徵、羽五種曲調錯落之美，好比五種顏色織成的錦緞一樣美麗。這樣詩即使與樂舞分離，讀起來仍朗朗上口，富有音樂感。漢字的音節都有帶有樂感的元音和不同的聲調，字與字有機結合，形成詩句，便會現音韻鏗鏘之美。

　　《毛詩大序》所指出的詩歌的音樂性，既是對先秦以來詩歌聲音之美的總結，也確立了后世詩人講求聲音之美的傳統。《詩經》最初是詩、樂、舞三位一體，所謂“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此后屈原作《離騷》《九章》，已與演唱疏離，但仍是一種吟誦型的詩體，而《九歌》仍保持演唱的傳統。（參見李炳海《論楚辭體的生成及其與音樂的關系》）至漢魏六朝，樂府詩原本就是配樂歌唱的，與音樂仍未脫離；即如這時期文人創作的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古體詩，雖已不再入樂，格律、對仗、壓韻亦不像唐以后的律詩那樣嚴格，但古風的語言自有一種內在的、天然的韻律，仔細品味，好的古體詩仍表現一種“成文”的聲音。至南朝沈約，專門研究詩歌的語言如何才能“聲成文”。他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即用平、上、去、入四聲調節詩歌語言，避免“平頭”“上尾”等八種聲病，成為后世近體詩的前驅。至初唐沈佺期、宋之問，在沈約關于詩歌聲音之道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四聲的平仄、粘對規律，并吸納了六朝崇尚駢偶的風習，從而使五七言律詩得以定型。這種新型的格律詩，將《毛詩大序》主張的“聲成文”張揚到了極致，從而使中華舊體詩極富音樂性和律動感。詩寫得好不好，是否富有樂感，是一個重要的評判標準。如唐代陳子昂評東方虬的詩“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修竹篇序》）；齊己評李白的詩“鏘金鏗玉千余篇，膾吞炙嚼人口傳”（《讀李白詩集》)；元稹評韓舍人的詩“玉磬聲聲徹，金鈴個個圓”（《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這說明，中華舊體詩，在語言上始終不脫離音樂傳統，詩樂一體乃是民族本色。

　　詩的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傳統

　　詩以抒情為首義，讀起來又鏗鏘悠揚，極富樂感，所以與其他文體相比，詩更能感動人心。《毛詩大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段話堪稱對數千年中華詩學精神最精彩的概括。

　　“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孔穎達《毛詩正義》），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好的詩有教化功能，能讓人行善不行惡，故能端正人之得失。感天動地驚鬼神，沒有比詩的力量更強大的了。也正因為詩能鼓舞人心，所以不為“志”約束的濫情之詩亦能誘人墮落。《禮記·樂記》云：“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這是說，邪惡的聲音影響人，逆亂的情緒跟著產生；逆亂的情緒表現出來，淫樂就興起了。詩樂一體，這雖是在論樂，其實亦是論詩。所以《詩大序》說詩有感天動地之效時，將“正得失”置于句首作為前提。

　　《毛詩大序》將抒情作為詩的第一要素，但這個情是志約束下的士人之情，通俗地說，即是合乎道德性的情感。人的情感分為七類：喜、怒、哀、樂、愛、惡、欲，這就是所謂的“七情”。詩人發抒七情一切以是否合乎儒家道德或合乎禮教而判斷其正邪。《詩大序》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是說詩人對國家政治修明則欣喜贊美，對無道的亂世則憤怨指斥，對“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則“哀傷己身，思慕明世”（《毛詩正義》）。詩人對于政治的喜怒哀樂，一切以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具有人民性為標準。以《詩經》為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甘棠》），乃是歌頌召伯之政教；“民莫不谷，我獨何害”（《蓼莪》），則是詩人怨恨統治者勞役繁重，哀傷自己不能為父母盡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苕之華》），寫詩人悲周室之將亡，哀傷自己遭逢亂世。

　　詩除了可以正政教之得失之外，還關系到人倫風俗的改善。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夫婦之道是最基本的人倫關系。“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毛詩正義》）。中國傳統講求夫妻恩愛，共同撫養下一代，只有家庭穩定，社會才能穩定。丈夫對妻子要恩深義重，“弗愛不親，弗敬不正”（《禮記·哀公問》），丈夫若對妻不愛不敬，則夫妻關系不會好。妻子對丈夫要忠貞守一，做一個賢妻良母。詩可以“經夫婦”，即是倡導合乎道德禮教的夫妻情感，以防止出現室家離散、夫妻反目、子女失養的人間悲劇。《詩經》中的《東山》《綠衣》等詩，表達丈夫思妻之情；《伯兮》《雄雉》《有狐》等則表現妻子思念丈夫之苦。即使是一些棄婦詩如《氓》，亦意在說明不受婚禮保障的男女淫奔，于女人及其所生的孩子很可能是一場悲劇。“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禮記·經解》）。后世白居易《井底引銀瓶》詩，亦是寫女人淫奔而遭浪子拋棄的悲劇：“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夫婦之道，不可不慎也。《詩經》之后，寫夫婦情深的贈內詩、思婦詩、悼亡詩，歷代層出不窮，都有“經夫婦”之效。“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夜雨寄北》），如此溫馨的家庭氣氛，千載之下猶讓人感動。

　　“成孝敬”也是詩的一大意圖，與“經夫婦”一起實現“厚人倫”的目的。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是古代儒家所謂的“五倫”，五倫關系有序，則社會穩定。夫婦居五倫之首，有夫婦然后才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出現兄弟、君臣、朋友等人倫關系。孝指孝順父母，敬指敬事兄長。移孝作忠，則有君臣關系；移敬于朋友，四海之內皆兄弟，則有朋友關系。所以如果“經夫婦，成孝敬”，則可以起到“厚人倫”之效。反之，如果“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毛詩正義》），則世情澆薄，人道苦矣。

　　《毛詩大序》認為，詩除了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之外，還有“美教化、移風俗”之效。“美教化”是說以教化為美，以文明為美。“移風俗”是說移風易俗。《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詩教也”。詩人固然是言一己之志，抒一己之情，但讀詩者卻可以從中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養成溫柔敦厚、境界高遠的君子品格。魏晉之后，出現了大量的山水詩、隱逸詩，其中所言之志雖然有不少受佛家或道家思想的影響，但佛道超凡脫俗、不受塵累的人生境界，與儒家“簞瓢之樂”“遁世無悶”思想原本有相通之處。古人極少在詩中表現肉體的欲望和對名利的渴求，詩人多以天人合一、超拔功利桎梏為美。所以中國古典詩歌以擺脫俗諦為民族本色，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人的自覺追求。

　　詩的六義傳統

　　《毛詩大序》提出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六義是詩的表現手段。

　　什么是風？風有風動、勸喻、教化之意。《毛詩大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大意是說，處于上位的統治者利用詩來教化民眾，使民風向善而不自覺；在下位的士人見上層有過失，便利用詩來進行諷諫，但諷諫應委婉含蓄，使上級既能聞言而知過、改過，又能不怪罪諷諫者。什么是雅？《毛詩大序》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雅有雅正之意，是言說國家政治興衰之道的。所謂大雅、小雅是就政事大小而區分的。

　　風詩也言政事得失，風和雅的區別在于“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毛詩大序》）。周代天子分封諸侯，有很多諸侯國。所謂風詩，其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于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所謂雅詩，其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政于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毛詩正義》）。風和雅的區別在于，一言諸侯之政，一言天子之政，雖然廣狹不同，但地方之政和天下之政的利弊善惡，都可以通過一人之詩得以反映之。

　　所謂賦、比、興是詩歌的語言藝術。鄭玄訓賦為“鋪”，即鋪陳善惡，直言其事。比，就是比喻，鄭玄說“比方于物”。興，有興起之意，托事于物，“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毛詩正義》）。比與興皆托附于事物，但比顯而興隱，興相對于比而言，更為含蓄和委婉。

　　風、雅、頌屬于詩歌的題材或體裁，賦比興屬于表現手法。詩歌固然可以采取直陳其事的賦體，但遇到批評與贊揚時，比興的手法更為常見。鄭玄說：“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毛詩正義》）比興其實是互文，也就是說，批評可以用比，亦可以用興，頌揚亦是比興兼用。如果不用比興手法，批評則讓人下不來臺，起不到應有的諷喻效果；贊美如果太直，則近似于諂媚，不如用比興得體。

　　《毛詩大序》所提出的詩的“六義”傳統對后世中國詩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歷史上每當詩學偏離風雅傳統，即有詩人起而救之。如唐代陳子昂鑒于南朝唯美主義的綺艷詩風，重新提倡“風雅興寄”傳統，從而“一掃六代之纖弱”（劉克莊《后村詩話》），成為唐詩革新的先驅人物。李白以風雅自居，感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其一）；杜甫自稱“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其六）；白居易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歷史上的偉大詩人，無不繼承著《毛詩大序》所謂“六義”傳統。以杜甫為例，他的詩真正做到了風雅所謂一國之事、天下之事“系乎一人之本”的要求。對于大唐開元盛世，他熱情歌頌“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憶昔》二首其一），這是真誠的頌歌。他的“三吏”“三別”、《兵車行》等詩，表達了對人間疾苦的深切同情，這是典型的“下以風刺上”的風詩。杜甫詩或言一己之遭遇，或議國政之得失，他詩中的喜怒哀樂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私情，而是與祖國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共情，是真正的風雅之作。

　　要之，《毛詩大序》的詩學觀念有四：一是心、志、情、言一體；二是詩樂一體；三是詩要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四是以“六義”作為表現手段。這四個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方能成為完美的詩。《毛詩大序》對中國詩學傳統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中國詩學史上，有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時期，如六朝時期出現的綺艷詩風，于是唐人起而救之，使詩學恢復雅正；亦有過片面追求思想或情志的純正，而忽視詩歌的音樂性，不懂比興、不重興象的詩歌，如宋代以后有些理學詩，即為有識之士詬病為不懂風雅的“頭巾氣”。

　　中華詩學的主流傳統，從來不將肉欲的感官刺激作為真正的幸福，從來不表現消費主義的欲望迷狂，亦從來不崇尚只要權利不要義務的自由主義。它推崇“志于道”統帥下的個人情感；它重視詩歌的社會教化功能，能厚人倫，美風俗；它樂山樂水，熱愛自然，追求超脫名利的高遠境界；它搭配漢語所獨有的四聲，聲調鏗鏘，音韻悠揚，極富聲樂之美。這些優良傳統都與《毛詩大序》有關，對于今天的詩人如何認識詩，如何作詩，如何保持民族精神，都有著深刻的啟示。

　　（作者：武道房，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安徽師范大學基地研究員、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