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土中國三部曲”到“轉型時代三部曲”，再到最近出版的“城鄉中國三部曲”，鄉村題材一直是葉煒長篇小說創作的重心。這次他將目光聚焦于魯南抗戰史，推出“紅色魯南三部曲”首部《東進》，目的是“致敬那一片熱土，最大真實地抵達歷史的光明與幽暗之處”。盡管葉煒形成了“新鄉土寫作”和“新戰爭敘事”并駕齊驅的個人創作風格，但他的寫作根據地始終是出生地——魯南棗莊。

　　同樣寫魯南革命史，葉煒的《東進》不同于王凌曉、連德梓的長篇紀實文學“紅色魯南三部曲”（《蒼山星火》《沂河怒濤》《抱犢崮下的硝煙》），不同于家喻戶曉的紅色經典《鐵道游擊隊》，也不同于張新科以活躍在蘇魯邊界和運河兩岸的運河支隊為對象的《大河》，它是一部整體反映山東革命根據地開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紅色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作品既涉及臨城大劫案發生地抱犢崮、微山湖上鐵道游擊隊馳騁的沙場，又描摹魯西南鄉村的自然文化、風土人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有意尋求鄉土寫作與戰爭敘事的有機融合，這種融合無疑合乎作家自身的創作特點，又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找到了二者的交叉點。

　　《東進》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將抗戰與剿匪并置，與之相應，作者設計了雙線結構：主線是以八路軍政委谷四喜等為主要人物，以八路軍“東進”山東后展開的重要戰斗為敘述主體；副線是東進山東的八路軍對抱犢崮土匪的斗爭和團結，最后將其改造為抗日武裝力量。主線與副線交織并進，抗戰與剿匪密切配合，使得小說的故事性更強，覆蓋面更廣，敘述節奏也變化有序、張弛有度，有效增強了文本的傳奇性、地域性、豐富性、可讀性。

　　二是軟硬兼施，虛實相生。葉煒曾說，“小說既是經驗和知識的產物，更是虛構和想象的大成。”在我看來，經驗和知識是實，靠的是作家的硬功夫；虛構和想象是虛，靠的是作家的軟實力，好的小說家一定善于軟硬兼施，好的小說一定是虛實相生。尤其是對于歷史題材小說創作而言，更需要嚴格把控真實與虛構的邊界。按照美學家李澤厚的說法，“度”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是“美”的基石。如何把控這個“度”，既是對小說家寫作技能的考驗，更是對其審美水平的考驗。真正做到“大事不虛、小節不拘”不容易，作者在主線部分基本按照大事不虛的原則，貼近史實，力求還原，在副線部分基本按照小節不拘的原則，貼近生活，合理想象，把革命戰爭史和人物的生命史、情感史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虛實相生中，塑造出谷四喜、白雪、劉玉勝、劉本功、劉黑棋、趙一味、趙靈芝等身份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群像。

　　毋庸諱言，或是因為作者在創作中囿于史實，從而導致了主線部分對谷四喜的塑造稍顯平淡和扁平，反倒是副線部分對劉玉勝、趙一味的書寫，生動、鮮活、可讀性強。比如第一章劉玉勝“斗鵪鶉”、第三章趙一味“走抱犢”、第九章趙一味挖“野人參”等。希望作家接下來在創作三部曲的后兩部《北征》《入浙》時，能揚長避短，將軟硬兼施、虛實相生的藝術追求實現得更為圓滿。

　　（作者系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安慶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