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真子（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館員）

　　　劉詩平、孟憲實合著的《尋夢與歸來：敦煌寶藏離合史》（以下簡稱“《尋夢》”），近來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繼《敦煌百年：一個民族的心靈歷程》（以下簡稱“《百年》”）問世之后，兩位作者的再次合作。作為《尋夢》的底本，《百年》以講述故事的手法，“回顧了一個世紀以來敦煌文物流散的歷史，以及幾代學人嘔心瀝血，追尋國寶，研究國寶，最終使‘敦煌學’回歸故土的歷程”。這本普及性的歷史讀物，展現的是“敦煌學”的當年面貌。時至今日，不少舊題有了新解，一些空白已獲填補，多方領域得以推進。《尋夢》沿用《百年》的基本框架，并匯入大量新見史料和前沿學術成果，重新回憶敦煌文物發現、流散經過，梳理敦煌學人追尋國寶、研究國寶的歷史，展望“敦煌學”發展前景，將“敦煌學”120余年的發展脈絡和主要成就記述詳備，被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榮新江盛贊為“一部真正的敦煌學學術史著作”。

　　《尋夢與歸來》 劉詩平 孟憲實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度光明書榜推薦書）

　　傳介學術成果，前沿且嚴謹

　　學術史研究的核心，是全面總結該學科某一時間段內的發展脈絡和主要成就。因此，從《百年》到《尋夢》，增版擴容并非難事，兩位作者只要搜集、補充近20年來的學界最新成果，便可續寫敦煌學學術史，完成新著。但顯然，《尋夢》所呈現的這部歷史，在時間跨度和學術厚度上都遠遠超過《百年》，不僅有接續，更有改寫。

　　仔細對讀不難發現，《尋夢》保留了《百年》的基本框架，但對內部章節數量、題目、內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和修改。比如，《百年》三編所設章節數量不一，第一編“傷心敦煌”最多，有11章，第二編“四海尋夢”9章次之，第三編“魂兮歸來”最少，僅6章；《尋夢》通過合并、增設，統一為每編10章。調整舊結構并不單純出于形式美學的考量，也為了突出前沿成果和主要脈絡。下編“魂兮歸來”，展現了新中國成立至今，世界范圍內，特別是中國“敦煌學”日益蓬勃的發展史，《百年》之后20多年來學術成果的納入，自然需要增設章節和篇幅；而將第一編原有獨立章節——“以德報怨的中國學者”并入“伯希和洞中挑寶”之下，則符合“傷心敦煌”這個特殊時段的歷史脈絡。“敦煌學”誕生頭30年，“敦煌文物在亂世中發現，也在亂世中流離”，不僅從敦煌到北京，更從中國到英國、法國、日本、俄國、美國。對敦煌和“敦煌學”而言，多一方劫掠，便多一重苦難，全面深入揭示各國探險家的攫取經過，終究是“敦煌學”學術史繞不過去的一關。

　　得益于近年新見的日記、檔案，學界獲得了愈發詳細的文字記載，因而對早年“敦煌學”歷史的認知不斷清晰。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每一步推進，每一份學術成果，經過《尋夢》進入敦煌學術史，同時向大眾讀者傳播。

　　不僅如此，為了盡可能還歷史原貌，《百年》中許多人物姓名、機構名稱、專著題名的中文翻譯，以及宗教用語，在《尋夢》里發生了變化。甚至連日記、檔案文獻等原始文獻的引用，《尋夢與歸來》也依原格式轉錄。

　　述說學者心境，平和更自信

　　實際上，不論是普及性讀物《百年》，還是學術史專著《尋夢》，都在梳理敦煌學學術史的同時，表達著鮮明的學術觀點，傳遞著深厚的治學感情。學術史在續寫，學術觀點有更新，學者的感情和心境也發生著變化。

　　《百年》的出版是為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100周年，彼時中國“敦煌學”雖已起步，在國際范圍內卻稱不上領先。因此，以“一個民族的心靈歷程”作為副標題，足以投射出學界自近代以來落后于人的心理狀態。從清朝末年“朝野動蕩，人心惶惶”的渲染，到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前“忍受著最后的寂寞”的千年莫高窟，《百年》講述的不僅是藏經洞的悲劇命運，也是藏經洞故土的苦難歷史。

　　而如今，《尋夢》的副標題改為“敦煌寶藏離合史”，一方面更加符合大眾讀者的趣味，另一方面也試圖表達當今學界平和、自信的心境。長期以來，國人傾向將敦煌文獻的流失歸罪于王道士的愚昧無知和各級官員的貪婪無能。而通過《尋夢》的反思，文物主權、學術主權旁落他人，更應歸結于學界的冷漠遲鈍。于是，在“伯希和洞中挑寶”的末尾，在贊揚了中國學者以德報怨之后，《尋夢》新增“葉昌熾的愧疚”一節，其用意即正視學者之責。“拋開官僚的庸政懶政乃至腐敗不說，拋開當時國人基本沒有文物所有權概念不論，單就同樣是一流的中西學者而言，一方（斯坦因、伯希和等）是不遠萬里四處考察、有著考古學等現代知識武裝的西方學者，一方（葉昌熾等）是在自己的轄域內停下腳步、坐在書齋中收集探求金石之學的中國學者，兩相比較，令人感嘆。”敢于直面差距，是充滿自信的表現。

　　厘清責任，才能更主動地扛起重擔。“北京的學者除了一件一件地抄寫，還有哪些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答案不言而喻。自此，中國學者開始通過多種渠道呼吁、保護敦煌文物的主權，開始真正成為中國“敦煌學”發展的中堅力量。最令人振奮的是黃文弼和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成立與考察，它標志著民族的覺醒，代表著學者的擔當。勇擔重任，是充滿自信的表現。

　　而對發現藏經洞的小人物王道士，《尋夢》更不惜筆墨和篇幅，講完他的一生。由此我們知道，道士打理破敗了的佛教石窟寺，在清末河西一帶并不少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是藏經洞與王道士冥冥之中的命運。王道士因發現藏經洞被歷史記載，但他不只是一個發現者，更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虔誠、無知而又執著”的道士，他對藏經洞所做的一切，都出于對宗教的虔誠。于是，面對斯坦因假托玄奘授命保管佛經，他會在意“上天的安排”；面對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的耍賴強取，他會因為不給足銀兩影響繕款憤懣不已；面對敦煌文物流散后民眾的唾罵、官府的追查，他會顏面盡失，惶惶不可終日。《尋夢》借“三個女基督徒”所見所寫，讓這個用生命“守衛”佛窟的道士在信仰層面獲得同情式的理解，這也是當今學者自信的表現。

　　近40年來，敦煌學人終于不再執念于曾經那段“黑夜連著黑夜”的日子，終于可以卸掉沉重的“囚徒”包袱，安心治學。從“敦煌學在日本”到“敦煌學在世界”的轉變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護神”為爭取中國“敦煌學”的領先地位嘔心瀝血。泰然處之，奮勇直追，更是自信的表現。平和、自信的心境，離不開中國“敦煌學”的發展，更離不開國家的強盛。

　　展望學科未來，歷久而彌新

　　一切過往，皆為序章；所有未來，皆是可期。

　　從《百年》到《尋夢》，冊數增加，開本變大，字數翻倍，章節擴充，配圖豐富……種種變化無不折射出“敦煌學”的蓬勃發展。“敦煌學”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門國際性學科；而最初文獻編目、文字識讀階段，便已呈現出跨學科的魅力。如文學方面，“劉半農輯錄《敦煌掇瑣》”為民間文學、社會生活、語言文學等領域提供材料，“逃往歐洲的鄭振鐸”意外查閱敦煌變文，得以引領中國俗文學研究；美術領域，日本學者瀧精一、松本榮一師徒二人先后開展敦煌畫調查研究；宗教方面，中國有“胡適追查禪宗資料”，日本有矢吹慶輝對古佚未傳的佛典文獻調查、羽田亨翻譯《安慧俱舍論實義疏》回鶻文譯本，等等。不僅如此，“敦煌學”研究形式還走出文字文獻的天地，通過石窟、造像、繪畫、攝影等領域得以展現，張大千臨摹莫高窟壁畫，羅寄梅拍攝數百張照片，無一例外。

　　而在兩個甲子年后的今天，“敦煌學”非但沒有衰微，反而綻放出愈發耀眼的光芒。“敦煌學”涉足的學科領域進一步擴大，除歷史、文學、語言、宗教、社會等人文社會學者外，物理、化學、地理、氣象等諸多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也投身其中。“敦煌學”文獻的展示，從手抄錄文到圖文并錄，從黑白膠卷到高清原大彩圖，從紙版圖錄到電子數據庫，與學界乃至大眾的距離一步步拉近。“敦煌學”研究者，從最初單打獨斗，到互相較勁爭先，再到集團式合作。與此同時，“吐魯番學”“于闐學”研究力量的注入，也使“敦煌學”更具活力。

　　因此我們堅信，作為人類的共同遺產，歷經滄桑的“敦煌學”，歸來恰少年，整裝又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