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巴金：讓生命開花

　　巴金（1904—2005）

　　《寒夜》 外語譯本

　　【追光文學巨匠·紀念巴金誕辰120周年】

　　我們仍然需要巴金，這是今天很多人的共識。雖然巴金寫作所面臨的時代已經遠去，但巴金一生的思考、探索、追求、奉獻仍是值得繼承的精神遺產，我們今天還能從他身上感受到溫暖和力量。他在作品中的真誠與熱情、信仰和理想、掙扎和呼喊，還是能讓我們從中汲取“讓生命開花”的勇氣和希望。巴金的存在顯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精神高度，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作為二十世紀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學已然超越了時代，獲得了某種永恒性的價值。

　　拒絕無病呻吟，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

　　巴金的文學觀是非常明確的，他拿筆寫作并不是出于文學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給自己的思想找到表達的途徑，為自己的情感找到宣泄的出口。他和魯迅一樣并不追求所謂“文學家”的名頭，甚至聲稱“我不是文學家”。

　　相比于文學，巴金其實更希望從事實際的工作，“去做一點有用的事情”。他甚至認為，當一些人正為著光明、愛、幸福而奮斗、受苦以至于死亡時，那種躲在書堆里用稿紙消耗生命的行為是“偽善”甚至是“該詛咒”的。因此巴金投入很大精力經營出版社，主編書籍和報刊，參與現代中國文化建設和文學救亡的具體事業，同時也扶持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通過這些實際的工作來實現作為知識分子的價值。

　　巴金的文學觀念受到“五四”的影響，他曾坦言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產兒，之所以沒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為首的新文學作品的教育。它們使我懂得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文學”。同時，巴金的文學創作從法國開始，伏爾泰、盧梭、左拉等人對他思想觀念和文學觀念的形成影響頗深。從在法國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滅亡》開始，巴金的文學創作就一直致力于社會批判，試圖改造不合理的制度和舊的傳統觀念，控訴、揭露專制和黑暗，追求光明和自由。因此他的寫作拒絕無病呻吟，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他始終關注的問題是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所貢獻。因此他的文學創作始終是從社會狀況和現實人生出發，目的是實現文學的現實功能。

　　在文學創作之前，巴金試圖通過社會運動改變現實。他十五歲就接觸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并成為熱情的無政府主義者，希望通過行動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世界。但他對無政府主義并不是教條式的接受，而是想從中找到人生和社會的出路。巴金反對從理念和口號出發把“主義”教條化，曾經批評那些以思想為“原理”的做法。在他看來，原理“應該應用到實際問題上，由實際問題來證明它。假若原理不能解釋實際問題時，我們也不妨修正它”。因此他對于無政府主義從不是全盤的接受，而是以一種開放的態度在現實中加以改造，并與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等其他思想相融合。正因為如此，1936年，就徐懋庸對巴金的批評，魯迅進行了反駁，高度肯定巴金是“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即使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合的戰斗的宣言”。就像1941年巴金在小說《火》第二部的后記中所說，他雖然信仰國外的無政府主義，但仍然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并非機械演繹某種主義和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注重文學的功用性，他明確說他關于抗戰的小說《火》是“一本宣傳的東西”。不過，文學在宣傳、教育等方面的特有價值只能通過“文學”的方式來獲得，因此他的作品始終遵循著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1934年，巴金在面對“沒有從現實生活出發”的批評時，反駁批評者不顧及構成作品的藝術條件，只是用一個模子來批評作品，用政治綱領的模子來框作品，他認為這是對文學的傷害。巴金也反對理念化、口號化的寫作，他說之所以在《寒夜》中最后照“批評家”的吩咐加一聲“哎喲喲，黎明”，并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毀的人已經沒有力氣呼喚“黎明”了。這種立足于現實和人的寫作，賦予其作品既屬于時代又超越時代的特質，在某種意義上獲得永久性價值，這也是他在今天仍然深受讀者喜愛的一個重要原因。

　　好的文學作品是指路燈，好的作家是人生教師

　　“人為什么需要文學？”對于這個問題，巴金的回答是：“需要它來掃除我們心靈中的垃圾，需要它給我們帶來希望，帶來勇氣，帶來力量，讓我們看見更多的光明。”

　　事實上，探索人生、尋找人生的出路正是巴金走上文學道路的出發點。他始終信奉高爾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認文學的目的是要使人變得更好。”巴金的寫作一直在回答“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好人？”的問題，他的理想也一直未變：讓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張口都有飽飯，每顆心都得到溫暖……

　　巴金的文學始終關注青年群體。他希望青年有更好的人生，并通過筆下人物的彷徨、掙扎和選擇試圖為他們指出一條未來的道路。《家》就是以家族中的青年為原型的，巴金想要通過小說為同時代的年輕人控訴、申冤。他看到了太多官僚地主家庭中青年如何失去了自由的權利，看到太多青春的生命遭到戕害，因此在作品中對青年的命運感同身受，并把自己也放進這些人物的生活中，和他們一起經歷情感的波動。在創作《滅亡》《家》等作品時，他和書中人物一同生活，一起哭，一起笑，寫的時候，仿佛在跟他們一同受苦，一同掙扎。“青春是美麗的東西。”這構成巴金創作的動力和源泉，他就是要站在青年的一邊，為青春和生命的自由發展而寫作。

　　巴金關注青年，目的是要為他們探索如何實現生命的價值。在他看來，人生唯有和生活進行搏斗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1931年在《〈激流〉總序》里，巴金寫道：“生活并不是一個悲劇。它是一個‘搏斗’。”要實現自由和理想，只有靠自己奮斗才能獲得。另外，犧牲和奉獻也是實現生命價值不可缺少的。他主張“生命的開花”，也就是說，“人活著，不是為了白吃干飯，我們活著要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一點光彩。只有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一心為自己，一生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在這里，“生命的開花”意味著個人的生命要融入群體的生命才能實現更高的意義，因為“個體的生命容易毀滅，群體的生命卻能獲得永生”，哪怕犧牲自己的時候也不會孤獨，因為“他所看見的只是群體的生存，而不是個人的滅亡”。在抗戰中，個人就要融入民族這個整體，哪怕為民族的生存奮斗到粉身碎骨，“我們也決不會死亡，因為我們還活在我們民族的生命里面”。巴金所指出的新生和出路，堅定了一大批青年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決心，很多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巴金始終關心自己的文學能給讀者帶來什么，他要把從前輩作家那里得到的火種傳給別人，“要做一個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要把自己的同情、愛慕、眼淚分散給別人，這是作為一位作家應該具有的道德感。巴金認為文學具有兩大作用，潛移默化、塑造人們靈魂的作用和宣傳的作用，而前者更為重要，因為它會使作品具有“一些帶永久性、長期性的東西”，讓作品獲得較長的生命力。因此，他非常重視文學對人的教化功能，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常常是讀者的指路燈，年輕讀者更容易把作家當作他們的人生教師。“究竟給讀者什么呢？是養料還是毒藥？”這是每個作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巴金正是通過“好的文學作品”獲得了很多青年人的歡迎和認可，因為他的小說給了他們“一個疼痛的針砭，當頭的一棒”，美好的結果是“他們都被喚醒了”。

　　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講心里的話

　　巴金從不把小說當作純粹的藝術來看待，他認為作家不同于文學教師和評論家，不會刻意關注“人物要怎么樣，情節要怎么樣”這樣的文學知識，相反，他寫文章的時候，“常常忘記了自己，我簡直變成了一個工具，我自己幾乎沒有選擇題材和形式的余地”。他的作品不靠技巧取勝，而是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講心里的話，真誠與熱情是他最重要的“武器”。他晚年所創作的《隨想錄》是以極大的勇氣“講真話”的文學典范，就像他曾經說過的，寫作的最高境界絕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

　　巴金作為具有世界視野的作家，從域外汲取了豐富的文學養料，在第一位老師盧梭的《懺悔錄》中學到誠實，不講假話。他高度評價《悲慘世界》和《復活》不是喬裝打扮、精雕細琢、炫耀才華、賣弄技巧的作品。他把托爾斯泰當作一面鏡子，“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這些評價反映出巴金的文學觀念是非常樸素的。他從不想通過打扮自己取悅于人，更不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在巴金的作品里，很少看到復雜的技巧、花哨的語言、含混的隱喻或者暗示，因為他所追求的是更明白、更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思想的表達、作者對社會和人生的把握、反映時代的深度和廣度，這些才是文學魅力的來源，才能更直接、更有效地實現文學的功能。

　　相比文學技巧，巴金更看重情感的真摯和真誠。他希望用真情實感感動別人，明確表示不喜歡那些濃妝艷抹、忸怩作態、編造故事、散布謠言的作品。他拒絕成為那種“玩出種種花樣”的“純粹的作家”，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讓作品成為“藏書家的所謂珍本”，成為“風雅紳商沽名釣譽的工具”。他曾經坦言創作《家》不是用文字技巧，而是用真實情感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在《沉落》中，同樣沒有含蓄、幽默、技巧，但是里面跳動著這個時代的青年的心。巴金對內容至上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充滿著樸素、真誠而又感人的力量，也更容易實現他所要達到的文學目的。

　　為達到這樣的文學效果，巴金強調作家人格的重要性，強調生活和寫作的統一，注重作品與人品的一致。作品要表現出作家的人格，而不能隱瞞作者的內心，因此他十分厭煩“那些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甚至認為“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也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在巴金心目中，“講真話”就是作品與人品相統一的典型體現。在作品中，他力求把自己寫進去，把自己的經歷、情感、思想寫進去。

　　有人問巴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么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他回答道：“我哪里有什么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晚年巴金更是通過《隨想錄》直面自我，“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勇敢坦露自己的短處，真誠地反思歷史和過去。其反思的深刻性和徹底性在二十世紀的作家中是罕見的。巴金的“講真話”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其影響已經超越個人，成為反思知識分子立場和操守、事關民族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

　　對讀者的重視使得巴金一向保持著與讀者的聯系和溝通。在他看來，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是因為讀者買了書，更重要的是讀者給作家“送來精神的養料”。這些養料成為作品的重要素材來源，所以他說自己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系最密切的時候。同時巴金也極為重視讀者評價，認為作品的最高裁判員是讀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都是靠讀者保留下來的，讀者的接受和認可才是實現作家價值的最終途徑。無論如何，文學只有做到“群眾能接受，群眾會喜愛”，才是真的有成績。這仍然是今天的文學應該具有的一種意識：文學作品只有被讀者所接受，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發展進程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作者：王秀濤，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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