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的灣（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當人工智能寫出“醉客忽擲銀河碎，此乃故鄉最后沙”的句子，當大語言模型直指人類認知體系的底層邏輯時，人類面臨的不僅僅是技術的革新，更是文化的轉向。人工智能寫作也在逐漸常態化的過程中，成為一種新型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模式，人們開始超越“機器能否創作”的簡單質疑，以及“人工智能寫作是否會超越人類寫作”的爭論，著手思考算法書寫語境下人工智能寫作內在的技術邏輯和文化形態，進而理解人工智能寫作作為文學乃至人類的感性經驗所帶來的更多可能性。

　　技術媒介生成“偽詩意”

　　人工智能文本天生的技術基因，讓人們對人工智能寫作的認識從其技術本質開始。與人類基于體驗、情感和想象的創作不同，大語言模型的“創作”核心是“通過大規模的無監督訓練學習自然語言的模式和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模擬人類的語言認知和生成過程”。正如有人在平臺中輸入“你能不能以‘端午’和‘屈原投江’為題，作一首七言絕句？”的指令時，人工智能生成一首《端午懷屈原》：“汨羅江畔雨凄凄，抱石沉波志未移。千古離騷傳浩氣，忠魂化作楚云低。”根據人工智能創作的技術邏輯，這首詩是人工智能分析提示詞后，通過提取“端午”“屈原”高關聯度的意象，并按照學習到的平仄、押韻等格律規則，進行的一場符號重組。

　　盡管算法書寫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傳遞出詩意，但詩意的形成并非源自內在的情感體驗，而是對人類既往詩意表達數據庫的精密模仿與重組，本質上是一種技術媒介生成的“偽詩意”。在人工智能寫作中，符號不再是現實的反映，而是通過自身的算法系統，構建出一種文學上的“超真實”環境。

　　人工智能作品的生產依賴特定的技術平臺和算法邏輯，這就意味著，讀者所讀到的人工智能作品很大程度上是由技術模型和算法偏見所決定的。讀者對人工智能作品的共鳴，往往源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偽詩意”對人類自身感性經驗的喚醒，而讀者的審美取向、認知模式和情感依托卻也真真實實地被技術媒介強大的建構力再塑造。

　　可以說，人工智能創作的技術本體是其在人類指導下的“格物致知”的過程，即通過“格”（計算）海量文本之“物”（數據），來模擬“知”（寫作知識與模式），從而形成智能的“致知”（文化書寫能力）。在審視人工智能寫作的過程中，也應當以“格物”的精神，剖析其技術邏輯，并認清其海量數據背后蘊含的人類集體智慧與文化偏見，方能“致”人本之“知”。

　　人工智能寫作提供的是“超文本”

　　在對人工智能技術邏輯探索的同時，人類對人工智能的戒備心也從未放下。就文學領域而言，人們擔心傳統文學傳播生態中“作者—作品—讀者”三者關系受到挑戰。

　　人工智能寫作讓具有生平經歷和創作意圖的傳統作者形象逐漸隱退，取而代之的是由下達指令的用戶、技術工作人員、算法參數和海量數據背后的人類文化記憶共同協作而成的技術與文化混合型作者。這也徹底挑戰了浪漫主義以來關于個人原創性的迷思，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原創性的邊界與作品的判斷標準。

　　在人工智能寫作過程中，同一個提示詞可能生成無數個變體，意義也可能在參數優化中不斷延展，甚至超越人類傳統的思維定式，文本也從固定的形態轉化為一個開放的“超文本”。在這個意義上說，人工智能將文學寫作推到一個新層面，跨媒介、跨文化、跨語言等都可能成為“文學的日常”，人類想象的邊界也得到很大的拓展。

　　在這個過程中，讀者不再是意義的接受者，而是將自己的審美偏好、文化背景、創作意圖，通過提示詞、篩選和編輯人工智能文本，成為文本的共同生產者。相應地，理解技術原理、操作提示詞等能力正成為數字時代文學傳播的重要技能，這也在實際上推動文學生產的大眾化。這種趨勢一方面通過創造新的文化多樣性，一方面通過生產大量同質化內容，繼續反作用于讀者的文學素養并沖擊傳統寫作的模式。

　　中國哲學明確指出“道”和“器”都是可“變易”的，也強調“道”寓于“器”，即技術之“器”的更新對文學之“道”的重構意義。媒介學關于“技術即文化”的理念也使我們進一步看清，不是“器變”導致“道變”，而是“新器”本身即蘊含著“新道”。因此，應當以“通”的視角來審視“道器之變”的內在邏輯，即人工智能此“器”如何內在性地生成和定義新的文學之“道”。

　　人工智能只能是“助手”

　　在認清人工智能的技術原理和“道在器中”的規律之后，人工智能作為協作者而非工具的角色也逐漸清晰。當人工智能成為“作者”，人類如何在與之對話中保持創作的主體性，成為新的問題。

　　算法書寫時代是人類與人類的創造物即人工智能共同參與意義建構、分享創造性權能的歷史階段。在人工智能寫作勾勒的圖景中，首先呈現的是人機共生的創作界面。人類負責確立基本框架、情感基調和審美方向，人工智能則憑借龐大數據庫和計算能力生成變體文本。緊接著，人類繼續對文本進行篩選、編輯，并且最終確定。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在不斷的訓練中得以迭代，人類的想象邊界也在與人工智能的協作中得到激發，一種新型的“創意”在人機相互生成、相互激勵的關系中涌現，從而形成一種意義共創系統。人工智能的真正價值或許不在于對既有文學形式的模仿，而在于開辟了一種人機協作下的新型敘事模式與傳播模式。

　　當然，人工智能寫作帶來的倫理困境、版權問題，以及人類作者身份的消解、創作能力空心化等，都時刻呼喚著人本主義的價值。當人工智能主要負責相對結構化、數據密集型的任務，人類創作者需要負責統領方向、賦予意義方面的工作，但當人工智能迭代到能夠勝任人類獨有的創造性工作，甚至取代本應由人類意識完成的決策時，人類的深度閱讀、獨立思考和創造力都會受到挑戰。

　　正因如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在與人工智能協作中，人類核心主體性地位不能動搖。只有善用技術以實現人類的創意目的，避免被其支配或同化，方能在算法時代守護人類的主體性智慧、批判性思維和情感深度。正如有作家所言，人工智能可以用，但不能讓它反過來用你，不能被它控制。在文學創作中，人工智能只是“助手”，而不是“主人”。